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血雨腥风笼罩中国大地，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为复兴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在天津重建北方地区的领导中枢，天津一度成为党领导北方革命斗争的中心。

　　一、党在北方的领导中枢设在天津

　　1927年，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呼应，奉系军阀也在北方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底，李大钊等2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党在北方的领导中枢──中共北方区委因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工作。为复兴北方的革命运动，考虑到天津的革命基础好，并且有九国租界，便于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重建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机构。

　　1927年8月1日，北方地区新的领导中枢──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顺直省委管辖的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陕北等地。顺直省委的建立，对重建北方地区党的组织系统及开展革命斗争起到重要的作用。9月，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及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北方局，负责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党组织。同月，北方局成立大会在天津召开。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河北省委，管理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仍然设在天津，顺直省委停止工作。顺直省委、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设在天津，使天津一度成为指挥和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二、顺直省委、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在津领导北方革命斗争

　　在顺直省委、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团结带领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和开展起来。

　　开展革命斗争，扩大群众基础。八七会议之后，北方地区党组织将主要力量投入到组织暴动、开展武装斗争上来。1927年10月，在北方局及顺直省委的领导下，河北玉田暴动爆发，在北方打响了英勇反抗反动军阀残暴统治的枪声，虽然由于敌强我弱，加之对敌情估计不足，起义未能成功，但是它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恢复、发展北方地区的党组织。面对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屠杀政策，共产党人英勇不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组织领导下，北方的河北、天津、北京、山东、山西等地的党组织陆续得到恢复、重建和发展，党员数量也有一定的增加，特别是1928年1月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召开后，北方的革命形势重新恢复发展起来。至1928年底，天津党员由年初的100人左右，增加到200余人，北京新登记党员480人，唐山的党员发展到200余人，为北方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推动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日本策动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形势危如累卵。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初，刘少奇到达天津后，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文章，全面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系统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白区工作中的危害，提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北方局领导开展了对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及其所部第二十九军的争取工作，并将1935年华北事变时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对宋哲元产生很大的震动。经过多方共同努力，1937年1月，宋哲元公开发表声明，提出要尽军人之责，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土地和人民，表达了对日的强硬态度，以此为标志，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三、天津为北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天津地方党组织团结带领各界民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无畏的斗争，为北方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秘密深入群众，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斗争。在极为严峻的斗争环境中，傅茂公（彭真）等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人秘密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通过创办“国术馆”“拜把子”等形式广泛联系群众，坚持开展斗争。1928 年，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组织全体佃农，发动请愿示威，开展五村反霸斗争。

　　坚持狱中斗争，反对政治迫害。由于党的领导机关遭到敌人多次破坏，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如傅茂公（彭真）、薄一波等相继被捕入狱。然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1929年至1931年期间，在坐落于天津城西小关西（今天津人民医院）的河北省第三监狱狱中党支部领导下，被捕同志采取绝食等方式，同国民反动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开辟了白区地下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1933年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中共党员）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返回天津，联络各地抗日爱国人士，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天津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天津爱国学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6月，天津学联贯彻市委指示精神，召集各大中学校代表成立“暑假义务教育促进会”，利用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合法的形式，通过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进一步扩大抗日爱国统一战线。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天津后，蓟县（蓟州区）、宝坻、武清、宁河等区人民群众，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领导下，参加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汇入声势浩大的抗日暴动洪流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处长  李俐

 来 源： 天津日报    

 编 辑：li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