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要重新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让近期波折不断的中美关系再次紧张起来。

　　目前，全球治理规则显着弱化，关税/非关税措施迅速上升，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逆转，导致全球交易风险大幅度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保产业链、供应链”，来维护全球贸易。

　　“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一定不确定性，比如，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由于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机会减少，链长变短，这不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但技术会降低买方和卖方的匹配和协调成本，这会促进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现，从长时间来看产业链的变化，FDI占GDP比重、贸易GDP比重等一切衡量的全球化指数，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收缩，今年预计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收缩。

　　“我们会看到全球化收益和全球化发生格局性的变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的一种状态，就是低增长、低贸易、低利率、低通胀的‘四低’，高债务、高两极分化的‘四低两高’的局面。”刘元春说。

　　疫情更加剧了这个局面。

　　不过，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看来，大变局下，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不仅仅要被动地应付，还应该主动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重塑供应链

　　目前，外部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IMF的报告显示，包括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度都有所下降，不同的指标度量全球产业链都处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下降趋势。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刘志彪发现，美国正在对全球产业链进行重塑，比如，很早开始推动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推动美墨加自贸区建设，从过去全球外包，到现在发展境内外包；同时，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正在将部分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它地区。

　　不过，刘青认为，全球产业链不会大规模回归到发达国家，而是哪里需求大，全球产业链就会朝哪里集聚。这就是比较优势的力量。

　　“比如，服务中国和亚洲市场的产业链会加速向亚洲或者中国集聚，但是服务其它国家，尤其是服务美国市场的产业链可能会加速转移，这个转移会包括高端和低端产业，高端产业也有可能向亚洲、中国集聚，这是有利的一面。低端产业为了服务美国市场，可能会移出中国，这不利于我们的就业。比如特斯拉在中国很快建厂，但是雪铁龙电池生产全部移出中国，回到法国。”刘青说。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沈建光调研也发现，2015年-2017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美国市场上，东南亚逐渐超越了中国。但是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比重上升的，说明海外的高端产业链在向中国转移。

　　在沈建光看来，中国仍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巨大的国内市场也让中国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削弱。”

　　“发达国家很多环节上不具备成本优势，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分工合作，形成新的区域集聚的模式，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模式既解决了成本的考虑，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成本优势，也解决了风险的考虑。”刘青说。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看来，中国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明显，如果看海关出口数据会发现统一编码8000多种产品，中国每种产品都有出口，这是中国全产业链的体现。同时，中国各地出现了产业的集聚，比如，潮州的玩具，邢台的羊绒，这样的产业集聚分工有利于专业化生产，可以减少成本，也有正向的溢出。更关键的是，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对外资有明显的吸引力。14亿人口的消费能力，不断扩张的中等收入的群体，都是巨大的市场。

　　2019年，在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当全球新的FDI普遍下降的时候，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以开放应对冲击

　　疫情之下，企业加强了风险意识，把全球产业链的风险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在这个时候进行产业链转移的机会成本。此外，疫情还加速而且加强了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加剧未来国际政治思潮对立的成分，这也会造成国际的风险。这种风险会引导企业的预期，并引响到经济链上，改变企业在产业链的组织行为，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在刘青看来，应该理性看待重构，坚持开放，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制度化与外部世界的环境，对冲风险。坚持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制度的质量，产业链越高端越依赖于制度。降低国内成本和各种风险，包括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整合国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改变通过出口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我们加强投资，通过投资到其它产业链中心实现资本收益，这可以缓解国内环境资源压力，也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

　　“这种重构对中国有利有弊，中国需要理性直面变迁，既参与，因时制宜，通过投资方式参与其它产业链，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解决就业和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要警惕中国经济内卷化趋势，坚持开放，坚持国内市场一体化改革。切实打破科技创新里行政主导的癌症，坚持科学至上。要坚持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国际经济合作来应对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和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打破美苏争霸的剧本。”刘青说。

　　“我们在上一轮全球化中遵循了效率逻辑主导的全球化的逻辑，获得了很大的效率的进步。但是由于现在全球化的规则有一些变化，包括疫情冲击，所以肯定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受到冲击并不能改变我们作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追求效率的逻辑。我们只有改革开放才会有真正的效率逻辑。通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反过来倒逼改革。全球治理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需要推进我们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为。”黄群慧说。

　　在他看来，在逆全球化现象下，应该积极构建由中国主导的新一轮的全球化的规则，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既有利于疫情的恢复，又有利于供应链、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在未来全球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来 源：华夏时报  

    编 辑：liuy